弘传佛教正能量  高水平建设小康社会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不开“兴国之魂”的科学理论和先进文化。作为中国人我们要以党的目标为核心，不断调高自己，改善自己，深切贯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身为佛子,更要积极投身建设中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宗教对高水平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呼吁宗教界广大信众要以宗教的慈悲情怀,以宗教的智慧思想,以宗教的心灵体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价值认同力,实践驱动力,精神创造力。将宗教中济世情操、智慧、资源、信、力量融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宗教界要紧跟中央的决策部署，自觉大局，在服务大众，改善民生，造福社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做到弘扬佛教正能量，掀起我为高水平建设小康社会作贡献的高潮。

    挖掘佛教文化,推助社会文化大繁荣

    佛教虽然发源于印度，但经过二千多年的传承和发展，已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和本土化，经历代高僧大德的创造性转换，佛教已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至今仍然是影响亿万国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精神资粮和文化因子，也是当下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文化资源之一。

    佛教与哲学,早期魏晋玄学,谈空谈无就是般若经典思想,隋唐时期哲学史就是佛学思想史。佛教与文学,佛经浩如烟海,《心经》、《金刚经》、《法华经》,耳熟能详,体裁既有诗歌式,散文、小说、戏剧式,如《西游记》取材于玄奘法师西去印度取经为题材,《聊斋志异》也反映了因果报应论,《红楼梦》中许多极富禅意的诗作。佛教与艺术,雕塑有云岗、龙门、麦积山石窟,建筑有佛寺殿宇、佛塔有山西应县木塔、大理崇圣寺三塔等。佛教与绘画、书法。山水画中,有古寺梵刹,人物画中诸佛菩萨,金刚罗汉。书法大家抄经,王羲之书《遗教经》、柳公权书《金刚经》等等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与传统文化己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佛教界的有识之士太虚大师等，早就提出了“人间佛教”的理念和口号。以佛教悲智双运、关怀生命、启迪智慧的本来面目，倡导佛教界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关心人间疾苦，建设人间净土的人间佛教，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两岸三地赵朴初、印顺长老、星云法师、觉光长老等大德的推动下，人间佛教理念已逐渐得到四众的认可并付诸社会实践，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追随先贤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追溯佛教界历史不难发现，从古至今，中国佛教界有着深厚爱国主义情怀的人士不可胜数。佛教界的众多爱国先贤，遵循着出家不忘爱国、修行不忘济事的教诲，作出了诸多的贡献。玄奘大师西行求法的历史壮举、鉴真大师东渡弘法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弘一法师“念佛不忘爱国”、“爱国不忘念佛”的名言、周恩来总理曾为巨赞法师题“上马杀贼,下马学佛”,赵朴老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拥党爱民的思想品格，无不说明高僧大德心系祖国，情系众生。一直坚守爱国爱教的信念，时刻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赵朴老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将佛教界的爱国主义传统发扬光大，他曾指出:“我们新中国佛教徒首先是新中国公民。从我们信奉的佛教教义讲，尤其是从公民应尽的义务和天职讲，佛教徒应该而且必须热爱、维护世世代代哺育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可爱的祖国，爱国，在现今的历史条件下，就是爱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要为着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佛教界具有拥护党和政府、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怀，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弘扬佛教界这种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对佛教自身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悲智双运为和谐社会传递正能量

    慈悲与智慧。与人乐为慈，拨人苦为悲，即给予别人快乐为慈，解除别人痛苦为悲；正如《六祖坛经》所开出的修心之道：“恩时孝养父母，义则下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不喧；……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菩提只向心觅，何必向外求玄。”只有将审视的目光由外在求索转向内在的审视，才能看到自己内心深处的盲点和缺憾，也才能洞悉人生的真相，体悟到人类生命的一体性，也才能升起慈悲之心，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悲悯情怀。在这种生命缘起观上建立起的心灵世界和人际关系，才会是和谐和协调的，才会建立起人类与环境的协调关系。

    佛教的慈心与乐和度生精神，更重要的是“四恩普报”。这种报恩思想，体现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就是报父母的养育深恩。“百行孝为先”，佛教把“报父母恩”列为“四恩”之首。《本生经》载佛陀往世的父母，年岁已老，且眼盲牙落，思食鹿乳。佛陀为避猎人捕射，每日披着鹿皮混在鹿群，取母鹿乳汁奉养父母。如《梵网经》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佛法的“报父母思”思想，进一步把报恩对象扩大到“一切”男子和女人的众生世界——“报众生恩”。《盂兰盆经》有救度母厄的孝子目连，《地藏本愿经》有拔济母难的孝女光目，他们都表示了对父母的精诚孝思。悲心能拔苦,大悲行是菩萨利益众生、趣向佛境的重要法门。有了大悲行，才能积累自利利他的无边功德。所以经中说到修行，总是以“大悲为上首”。

    智慧是梵语般若的意译。般若智慧的中心思想是缘起性空,缘起,由缘而起,由缘而生。缘为何物?缘就是条件和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缘又包括“因”与“缘”。因是内缘,即任何事物、任何现象的内部规律。缘是外缘,即任何事物、任何现象的外部条件。比如种子,种下去,种子是因(内缘),土壤、水份、阳光、空间是缘(外缘,条件),有此内缘外缘,它才能生根,发芽,生长。内缘起与外缘起结合,即“因缘会合”。这是缺一不可的关系。没有竹,不能成其为箫。没有吹奏者,不可能发出箫的乐声。没有听的人,也无从表现为箫音之美之悲切。只有“因缘相聚,众缘和合”,才能产生箫音。“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龙树菩萨也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一切法(即一切事物)皆由因缘和合而生,因缘离散即灭。大至宇宙星辰山河大地,小至细胞原子分子,无不是缘生缘灭,缘起缘散。

    性空论,是相对缘起论而言的。空,不是数学中的零,不是一无所有。空有不离,空有不二,空有一体。即《心经》中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能离有说空。空的实质是“无我”,即非自有(无自主性)、非独有(无独存性)、非恒有(无恒常性),所以“空”是缘起的内核,即一切事物、一切现象的本质属性,故曰:“空性”或“性空”。从缘起缘散、 缘生缘灭,可知一切事物的存在,是无自主、无独存、无恒有的存在,也就是不断地发展变化(新陈代谢、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生住异灭)的存在,因而是幻化的不真实的存在。但是,不真实的存在之中,仍然有事物(有存在),这是“有”。但这个“有”是不真实的(非自有、非独有、非恒有),是假有。其显为有,其性为空。所以这是形而上的存在论的真谛。这是空的真理性。

    智慧，即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要保持内心的和谐必须时刻用智慧之光反照自己的内心深处，清除贪瞋痴等负面情绪，认识到生命的缘起和空性，认识自己的生存状态和遭遇环境,实际是自己无始以来身口意三业的产物，只有改变自己的心态才能改变自己并改变环境，因为大众缺少慈悲,没有智慧,才会有不断恶化的环境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群体事件，这些都说明了人们内心世界的失衡状态在不断加剧。

    关爱大众造福社会彰显佛教本怀

    在现实世界中，热恼煎迫的众生，谁不想得到清凉？身残体弱的多病之人，谁不希求健康,“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在人类世界中，救护贫穷者，安慰苦恼者，使他们消除衣食的忧愁，知道有苦而能拔济，已是人类的本能。“博施”的用意在于“济众”，虽济尽十方三世一切众生，也是有漏功德；如果“博施”用意不在于“济众”而是自度悭贪，虽济一人，也有无量功德。佛法是一切众生为对象而起“同体大悲”，“尽未来际”而不已。尤其对慈悲利济众生的心行，是着眼于人类，并以“利生为事业”。因而对解救众生的苦难，直从自我主体的磡破出发——自净其意以完善道德修养。此外，还以布施、利行、同事、爱语四法行摄于人们，使人们减轻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忧苦。从经济的施与或体力的帮助，使他摆脱贫困，从思想上给予启导，使他离恶向善，以方便力的护助，使他解脱怖；从慈悲心出发给予爱语、利行、同事种种善巧方便利济众生，和合众生,能达到利益人类的目的。

    佛教为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佛教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拔苦予乐的济世精神、圆融中道的和谐思想,必定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积极作用。“中国梦”成为新时代的最强音，佛教信徒也是筑就“中国梦”的重要力量。有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偈子，揭示了佛教全部的实践之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中，积极开发佛教中所蕴涵的正能量，让它成为净化我们心灵的重要精神活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我们共同的中国梦，还会遥远吗？通过人心的觉悟、人心的净化、人心的升华来实现人心的凝聚，赢得了人心，就赢得了决胜小康社会的根本动因。